反家暴，制度要在细节处补漏

　　近日，“两年十六次家暴案”在四川成都二审，施暴者贺某阳构成故意伤害罪、虐待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赔偿受害者谢女士各项损失37.9万元。但是，在正义的判决之后，却隐藏着令人不安的细节。

　　据媒体报道，谢女士曾六次报警，警方也曾上门调停，两次发出《家庭暴力告诫书》，然而，告诫书却没有遏止贺某阳的施暴。《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已近十年，尽管这部法律给了不少受害者反抗的勇气，也惩治了不少施暴者，但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细节上的疏漏，造成了类似谢女士这样求救而不得的局面。

　　比如，不同地方的民警对家庭暴力的敏感程度不一样，对如何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的理解也不一样，出具了《家庭暴力告诫书》后如果再犯，是否行政拘留，似乎没有统一的执行标准。甚至有基层派出所担心，开具告诫书会加剧夫妻矛盾，同时对告诫书能不能起作用也持怀疑态度。谢女士报了六次警，换来警方对施暴者的两次告诫，为什么不在第一次就发出告诫书？如何保证告诫书能发挥作用？出具告诫书后相关部门是否对案件持续跟踪？第一次告诫无效，为何不拘留施暴者？

　　这些追问并非没有意义。毕竟，面对长期的家暴，越及早干预越有效，惩戒手段越严越有效。

　　与告诫书一样，法院的人身安全保护令也是法律为受害者设立的一个保护机制，然而，同样存在具体执行层面的缝隙。谢女士因为拿不出丈夫的成都本地身份证，就被拒绝提供人身安全保护令。要知道，对受害者而言，本来就因长期处于暴力中很难有反抗的力量和勇气，如果再在提交材料、证明身份、固定证据等方面设置不合理的门槛，只会造成更多的受害者被迫保持沉默。

　　在《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的十年来，相关制度一直在不断改进，比如2022年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出具降低证据门槛，列举了十种证据形式。申请人只要证明遭受家暴或面临家暴现实危险的事实存在“较大可能性”即可，不再需要达到“高度盖然性”，从而大大增加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数量。只是，在具体执行中，仍然存在地区间的差异。哪里判得快、签得多，受害人就更有安全感；反之，犹豫与迟疑，会给遭遇家暴者带来更大的身心伤害。法律不应有地域之分，保护也不该有地域差异。

　　要让制度真正发挥作用，细节必须被打磨。法院、公安、妇联等部门应当建立高效的联动机制，让信息在系统间快速流转，而不是压在受害人肩头。事实的确认、身份的查验，本可以通过机构间的协作来完成，而不是要求受害人自己东奔西跑。对一线的公安民警来说，如何接警、如何下发告诫书、如何固定证据、如何与法院衔接，也需要更明确、细致、可操作的规范。反家暴法已实施多年，但只有当更多配套法规、司法解释和操作细则落地，让一线执法、司法和社区工作者在细节上有章可循，受害者才能无论身处何地，都能获得同等的庇护。细节决定成败，需把细微处的漏洞补上，把不平衡的差距填平，真正托住那些身处危机中的人。（马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