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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评论员：今天（2月12日），网络上的一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刷屏社交媒体。这篇文章的作者想必是生活在北京的中年人。《流感下的北京中年》逐日记录了写作者的岳父从流感到肺炎、从门诊到ICU，仅仅29天便与家人阴阳两隔的经历。这篇语言平实的记录文字，几乎不用剪裁便可成为2017—2018年流感的一个社会剪影。文中生活场景，正是我们每天乃至每时每刻都正在经历着的，因而这其中所有非设定经历，也许在下一刻钟就会与我们迎面相撞。因此，当我们手擎阅读设备目过行行文字时，难道不正是通过自己手中的水晶球，看到了些许自己的未来了么？
问题正在于，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独北京的中年人、其实也不独中年人，即使通过水晶球般的《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读出了自己的未来，我们还是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改变或改善这样的未来。《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已然告诉我们，在社会体系与个人命数组成的系统面前，钱，起不到翻转命运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好歹，这个“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人，还应该算是有钱人一族，否则，如果只有三五天的经历，怕是连提笔的兴致也不存在了。
大凡现在中年人的上一辈，都是新中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一代或前后两代人。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体系和系统的基础、框架以至实体，都是在他们手中描摹、建设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今日所收获的回报、享用的成果，都是他们自己在青年和中年时播种和栽培的一部分或主要部分。也许，在他们人到中年时，他们还没有那么高的被现代医学不断提升的对生命的期望值，因而也就没有在救治他们的上、下代人疾病面临选择时，产生那么多的焦虑。由此，既要面对上一代人构造的既定体系，又不能置喙、无力改变这个体系，这正是为中年人焦虑再加薪火的现实。
当然，决定命运的不仅仅是中年人的上两代人所构造的体系或系统，更有他们在建立这个体系或系统过程中，与其构造和建造的这个体系或系统互动所形成的性格。有道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在《流感下的北京中年》里得到了诠释：在医疗体系大环境下的顺从和无奈；在家庭小环境下的任性和固执，都显出了个体在大环境下对自己命运的失控，和在小环境下对自己身体认知的错位。这种失控和错位的可怕之处，还在于这个体系或系统中的操作者，甚至也对此无能为力，对那些寄生在这个体系和系统边缘的揩油者，就更有理由假装无视。
中年人的父辈正在纷纷步入这个非由个人可以把握的系统当中，听凭命运的失控。而中年人乃至年轻人，在可见的未来，可能也不得不步其前辈的后尘而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这样的体系或系统。这样体系和系统，可能在插管、人工肺（ECMO）等等技术上和设备上进步神速，但也可能同样改变不了一个个体生命在这个体系或系统中的坐标。不是么？在看到医院工作繁重不堪后，《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写作者的第一反应，不正是产生了孩子不能从医的念头了么？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上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写作者所经历的一切，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经历。对于中年人、尤其是那些经济实力不如甚至远落后于上文写作者的中年人来说，如何改变和改善几乎注定要去经历的人生过程，确实是一个躲不开的大问题。在2017—2018年这种规模的流感之下，这个问题显得特别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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