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如虎，“蝶贝蕾”只是虎群之一

　　传销之祸，成为2017年夏天的热词。天津静海传销中，“蝶贝蕾”尤以为盛。据平安天津官微通报，该传销组织规模庞大，等级分工明确，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参与者达7000余人。其中，在静海及周边地区发展传销人员达1600余人，占比近23%。最新消息称，天津静海区人民检察院已依法批捕9名“蝶贝蕾”传销组织头目。

　　被传销闹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不独独近期这两桩，更多的，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悲怆：比如今年4月份，在广州读大三的梁某与家人失去联系，家属认定她被骗入传销组织，苦寻无果后，找反传销志愿者帮忙。7月22日，梁某被救了出来，但回家后又跑了，至今杳无音信。李文星事件后，激起舆情鼎沸，让更多深陷传销陷阱的家庭寄望借此拨云见日。

　　法治得彰，罪恶必惩。9名"蝶贝蕾"传销组织头目被捕，终究是大快人心之事。仔细想想，这大概也说明了两个情理之中的逻辑：第一，传销肆虐，终究是个纸老虎。这种聚众的经济邪教，又不可能隐身或消匿，真要发动群众斗争，治理起来并不算没有头绪。再说，无论传统的南派或北派，抑或是依托互联网的“资本盘”，其“拉人头”的层级利益链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第二，这些年的传销整治不力，监管疏忽与骄纵是为主责。2008年前后，国家工商总局调研，“据广西来宾市反映，传销猖獗时，传销人员达上万人，大街上像赶集一样。”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和中国反传销协会等联合编撰的《2010中国网络传销调查报告》，2010年参与网络传销的人员超过4000万。

　　历史而言，1989年，传销从日本、台湾等地流入广东，此后，便如星火燎原般成为打不死、锤不烂的流毒。28年过去，传销在中国的发展便是弱势民众的“血泪史”。传销难以禁绝、乃至成为少数地方的法外之区，用天津的话说，这固然是因为“打得远远还不够”。只不过，2017年的中国，公共治理的进程已非昨日。我们不忍追问“若没有李文星之死是不是就没有‘蝶贝蕾’的覆灭”，但板上钉钉的是，传销之祸显然不只是一个“蝶贝蕾”与一座城市的梦魇。略有遗憾又叫人惶惑的是：事件之后的这些日，除了天津与“蝶贝蕾”成为热词，在中国更多传销的版图上，最该举一反思的地方部门仍是静如止水，就好像遥远的青年之死，只是一个非典型性的公共事件。

　　微商还是传销、直销还是传销……这是些傻傻分不清的话题。在互联网技术迭代N年之后，传销之恶已经如虎添翼。就业压力的倒逼、一夜暴富的幻觉，令传销成为挥之不去的甜美噩梦。2016年12月，公安部发布消息，当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传销犯罪案件2826起，同比上升19.1%。传销如虎，“蝶贝蕾”只是虎群之一，而打虎恐怕更不能只靠一座城市出来扮演武松角色。（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