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狗令”无疾而终许是瞄错了靶心

　　每只犬需缴纳400元的养犬管理服务费，居民每户限养一只犬……这些年，全国各地禁犬、限制养犬的条令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年6月5日，青岛市有关方面专门就《青岛市养犬管理条例》进行解读，以期推动条例的实施,此举再次引发人们对这一话题的关注。然而调查发现，我国各地的“限狗令”大都“雷声大雨点小”，频遭夭折。（7月23日法制日报）

　　轰轰烈烈的“禁狗令”，大多义愤填膺而来、灰头土脸而去：要么是点到规定为止，说了也是白说；要么是触发动保人士抗议，舆情倒逼下自我了结。2012年的哈尔滨“禁狗令”最为典型：爱犬人士和明星名人齐上阵，国内舆论“声援”阵阵，最后的最后，相关部门承诺“绝不会采取随意虐杀的处理方式”。管不了、管不好，破窗效应就来了。嗅出博弈氛围之后，城市“无证犬”大行其道、禁养犬目空无人。

　　让狗患再度成为公共议题的，大概是最近的一件事：近日，陕西省西安市女子龙某被狗咬伤，虽然及时注射狂犬病疫苗，但20多天后仍然病发死亡。该事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央视曾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报道，全球每年约六万人死于狂犬，其中，中国约2000人；而专家则认为，由于少报和疏忽，实际的死亡人数要高得多。不打狂犬病疫苗，几乎死路一条；而打了合法疫苗，也未必性命无忧。根据《狂犬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2016 版）》提供的数据，“在发达国家中应用疫苗免疫失败率为每80000人中1例，而发展中国家为每12000到30000人中发生1例。”

　　现实让人悲怆，却也叫人警醒。一方面，存量的狗患没有解决。据疾控中心相关部门2012年发布的调查资料估计，中国犬只数量为1.3亿只，已稳居世界第一位。由于管控粗放、散养成风，流浪狗和任性狗数量惊人。另一方面，宠物狗情结和动物福利主义甚嚣尘上。爱狗人士可以去玉林表演行为艺术，也可以直接上高速去“拦车救狗”。人与狗之间的逻辑还没有厘清，违法违规的群情已然失去控制。于此语境之下，狗是更难管理了。哪怕人被狗咬死了、人被狗吃了，似乎打（野）狗也是最大逆不道的事。此般困局，诡谲无语。比如黑龙江省黑河市2009年5月的限狗打狗运动遭到民间强烈抵制后不了了之；同样因为民间抗争，广东省江门市的限狗打狗运动也只有短短9天的寿命。

　　“禁狗令”难，难在有时候逻辑道理PK不过人多情绪、铿锵法理PK不了酸腐伦理。最关键的，把所有矛盾的靶心都对准了“狗”。事实上，狗之患，说到底还是人之患——既要对无主流浪狗集中整治，更要对有主人的狗加大监管力度。具体而言，路径无非有三：一是改变运动式执法的惯性，二是对犯事的狗，起码要罚到狗之主人痛不欲生；三是管理部门深思熟虑之后，执法自当硬气不含糊。

　　如何管好狗之主人，也许是城市“禁狗令”最该思考的核心命题。（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