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司法善意与“治酒驾式打假”诉求共振

　　“第一起（例）”总是自带头条属性。

　　日前，上海奉贤区法院对国内首例电商平台诉售假店铺案——淘宝起诉台售假店铺案公开宣判。法院认定被告的售假行为对淘宝商誉造成损害，判处被告向淘宝网赔偿人民币12万元。因为是“国内第一例”，该判决引发广泛关注。

　　将打假导入司法程序，以往担任起诉者角色的主要是职业打假人、消费者和品牌方或专利人；而电商平台打假的常见“打开方式”，多是将线索移交执法部门等。在此背景下，电商平台作为原告直接起诉入驻的商家，的确少见，但并不突兀。

　　作为假货之弊的受害者，电商平台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而非越俎代庖。要知道，假货失信往往会“殃及池鱼”，网购平台非但声誉会受损，交易量等也会受影响，有国外专家研究就显示，消费者买到1件假货后，其在平台的消费将下降近4倍。所以假货不仅是社会毒瘤，也是电商平台的痛点。

　　鉴于此，由电商平台作为权利主张方将售假店铺送上法庭的模式，显然值得鼓励——在假货猖獗的当下，对假货的立体化治理，本就需要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商业平台、消费者和征信机构等多方治理，以其合力拱卫社会共治结构，电商平台直接起诉，则能让共治体系下的治理手段更为丰富和灵活。对电商平台而言，也理应糅合“消费者利益本位立场”，通过更坚决的刮骨去毒式净化行动，跟售假者切割，打消他们被通融与包庇的幻想与侥幸。

　　而要鼓励电商平台用民事手段打击假货，还需职能部门通过标志性事件、案例上的公正处理，释放从严打假的“标杆意义”，为今后类似事件或案例的处理提供可资参照的范本。

　　这次涉事法院由院长亲自担任该案审判长，在院长直接参加合议庭审理仅限于“重大疑难、新类型或者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普遍意义等情形下的案件”的语境中，本就体现了司法界的重视；其依法判决，也令该案的走向跟民众预期契合，对切实推进“像治酒驾一样治理假货”也增益良多。

　　“像治酒驾一样治假货”，这句起于马云公开呼吁的“打假强音”，如今已渐成社会共识。它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就得到了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张茅的积极回应。在闭幕时的总理记者会环节，李克强总理还表示，我们要给优质产品“点赞”，把不良奸商“拉黑”。这也点出了“像治酒驾一样治假货”的目的所在和社会共治模式的意义指向。

　　都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打假关乎正义，“像治酒驾一样治假货”，自然也离不开司法呼应。

　　应看到，不论是制假售假罚金标准还停留在24年前，还是当下制假售假受刑事处罚比例畸低的现实，都道出了打假攻坚面临的执法和司法困境：当前对假冒伪劣商品的刑事法律认定过于狭隘；新修订的消保法虽提升了赔偿数额其违法成本仍偏低；假冒伪劣商品罪在刑法上对数量和损害后果的认定非常苛刻；还有电子证据采信、证明标准、电商平台数据衔接问题等。

　　因而公众期待，“像治酒驾一样治假货”的呼吁，经由舆论场，将对制假售假的法律规制议题延伸到司法立法的“破题”动作中。此前主要适用于线下的法律“矩阵”，需要围绕线上假冒伪劣的取证、认定、定罪、量刑难题扩充和完善。去年12月19日，我国电商领域的首部综合性法律《电子商务法》草案首次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很多人就冀望，这份诉求能在此专项法规中得以体现。

　　但就算眼下打假面临的各种困境难以“一键消除”，在打假进入司法程序后，依法对制假售假者从严打击，该“顶配”处罚的绝不轻纵、该从重处理的追责板子不轻轻落下，也是法治应有之义。从司法实践层面堵住制假售假能轻易免于法律追责的漏洞，本也不可或缺。

　　依法打假，就该让治假呼声在法治界面上掷地有声，让司法善意与“治酒驾式打假”诉求同频共振。（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