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不再一律入罪”应当慎行

　　上个月，最高法院公布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对交通肇事罪等15种常见犯罪的量刑规定了指导标准；近日，最高法院又公布了《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对危险驾驶罪等8种常见罪给出了量刑指导意见。其中关于危险驾驶罪规定：“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可见，最高法院借制定该规范之机，将醉酒驾驶“不再一律入刑”的意见夹带进去了，也顾不得该规范只是“量刑意见”，而不是“定罪量刑意见”，放在这里面有些不伦不类。笔者认为，已经达到了刑法规定“醉酒驾驶”标准却不定罪，应当十分慎重对待，最高法院的意见应当缓行。

　　我们知道，“醉驾入刑”是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增加进去的，是危险驾驶罪的一部分。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的后面增加了一条，作为第133条之1，其法律条文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该条就是著名的危险驾驶罪规定。

　　从法条来看，危险驾驶罪有二种情形，一是“追逐竞驶”，该情形不是有追逐竞驶就一律入刑的，法律还附加了“情节恶劣”的条件，否则不入刑；二是“醉酒驾驶”，法律没有附加任何条件，从文意上解释，只要“醉驾”就应当入刑。“醉驾一律入刑”的概念就是这样产生的。

　　“醉驾一律入刑”实施以来，产生了强大的威慑力。不管他是名人还是公务员还是其他什么权贵，交警查酒驾让他吹气，发现所吹气体中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了80毫克/100毫升，就立即抽血复检；确定还是超标时，即予以刑事立案，入刑没商量。著名艺人高晓松还成了北京醉驾入刑的第一人。

　　醉驾入刑后全国醉驾案件减少了多少，笔者未查到数据，但地方数据查到了。例如太原2012年查处醉驾792人，2013年则为527人，2014年为599人，2015年为425人，去年截止 5月20日为88人，可见醉驾数量呈明显下降的态势。笔者自己也深有感触，笔者曾在离住所2公里远的一家餐馆聚餐，当时喝了两瓶啤酒，按理把车开回家应该没什么，且这一段路也没有监控，但朋友们坚决不让笔者开车，笔者也坚决服从了，用朋友的话说，确有安全隐患不说，万一查到超过醉驾标准，追究刑事责任，你这律师也做不成了，何必哩！

　　现在普遍感到，一说开车就犹如拿上了“免酒金牌”，劝酒、灌酒的风气已大大改变。用很多人的话说，因为喝酒开车而“扬名”，甚至开除公职，太不值得了。这同“醉驾一律入刑”的立法规定、同规定的宣传和震慑作用是分不开的。

　　而近日通过的“新规”似乎为“醉驾一律入刑”松了绑，因为按其规定，行为人虽然达到了“醉驾”标准，但根据行为人“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则不予定罪处罚”。可想一想，喝酒是人的主动行为，喝酒达到了醉酒程度，还要去上路开车，就已经成了一名“马路杀手”，具有了运用刑法处罚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应当入刑追究责任，这正是刑法本身未再附任何其他条件的原由。现在司法解释，再附加一些其他理由为行为人开脱，将其“除罪”，有僭越法律规定之嫌，确实应当慎重实施。

　　再想一想，普通老百姓达到了醉驾标准，追诉机关想治他，谁为他考虑其他情节帮他除罪？最高法院现在的规定本身就不具体，很模态化，老百姓很难用它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过去达到了醉驾标准，司法人员想为他们脱罪也难；现在倒好，最高法院的指导意见主动为他们递上了一把解锁的钥匙。可以说，新规定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土壤，为有钱有权有势者提供了借口。

　　另外，醉驾入刑后，醉驾案件虽有明显下降，但从上面太原的数据即可看出，醉驾的总体数字还是不小，还不能掉以轻心。公安部近年来数次部署，“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坚持严查酒驾醉驾零容忍，严惩违法犯罪无例外”的行为还不能松懈。

　　最高法院连续颁布两个《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对于指导各级法院在办理常见23种犯罪的正确量刑，统一量刑标准，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其夹杂在意见中为“醉驾一律入刑”松绑的规定，不合立法本意，容易导致司法不公，也不利于进一步遏制醉驾现象，笔者认为应当慎重实施。（刘昌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