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邻为壑：地方贸易保护的招牌技与致命伤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在即，其议程议题都倍受国内外舆论关注。

　　毋庸置疑，自由贸易是“一带一路”峰会重要的议题关切。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本就是秉持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旨在更好地打造发展共同体。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独奏，而是合唱。

　　眼下它正着力构建“一带一路”的全球价值链合作机制、多边投资框架、贸易规则体制重大的制度与规则创新，以推动新一轮全球贸易和新型全球化的繁荣型增长。

　　而历史行进的咏叹调，总少不了不同和弦来复调。经济专栏作家塞缪尔·布里坦就曾援引剑桥大学学者琼·罗宾逊创造的概念——“以邻为壑”经济学，来指代当今某些国家、地区奉行的现代重商主义：它是“提倡政府对一国经济加以管理，目标是在损害竞争国实力的情况下增强本国国力”的旧式重商主义的回流，要求贸易收支必须为顺差，为此不惜使出行政手段，但借口不再是觊觎黄金白银，而是保护核心技术，促进就业。

　　“以邻为壑”经济学的假想敌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但在如今它常见表现就是地方贸易保护。其“过犹不及”的一面，也在当下贸易地方保护主义的泛起中凸显无遗。

　　眼下全球经济仍未走出低迷，它正确的问题解开方式，本该是坚持利益共同体意识下的合作互利共赢，破除保护主义这个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障碍，可仍有国家、地区不是向重塑经济全球化格局、优化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求解，而是“走回头路”，退回到“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民粹化、封闭化观念窠臼中，搞经济排外主义、孤立主义。

　　其结果就是，贸易保护的抬头态势愈发明显，全球范围内的“黑天鹅”事件频现。而世界贸易的近两年零增长，也让全球经济进入新瓶颈时代。2015年，世界商品贸易产出的比例急剧下滑，已经差不多下滑回了2005年的水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写道：如果存在一条经济学家的信条，它一定包含“我主张自由贸易”。可时至今日，许多人却对自由贸易摇起了手指。自亚当·斯密提出自由贸易理论以来，凝聚在自由贸易上的共识就日益增多，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和俄林的“要素禀赋说”等，也对其形成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但如今，有人却将其视作问题之源，对贸易保护主义奉若圭臬。

　　贸易保护主义的升温，既体现在煽动“外贸威胁论”、挑起“贸易战”、把贸易摩擦政治化上，也体现在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滥设贸易壁垒、滥行贸易限制上，比如牵强的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措施、产品召回或通报等。前几年，中海油曾拟出资竞购加利福尼亚能源企业优尼科，就被组织收购；海尔曾试图收购美国家电生产企业美泰克，也遭遇阻力最终不得不撤回了竞标。

　　像富士康母公司鸿海报价270亿美元拟收购东芝芯片业务，就是典型的一例：尽管东芝首席执行长明确表示，挑选芯片业务买家的首要考虑因素是出价，其次是快速完成交易的能力，可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仍以担心“有技术转移”为由，有意采取贸易法规限制。尽管鸿海方面明确是注入资金、协助经营，允许把核心技术留在其本土，仍遭阻挠。

　　无论出于个人私欲还是民族狭隘主义，这类地方贸易保护，其实都是把以邻为壑当作了“招牌技”。它奉行的，仍是竖墙思维，对自由贸易加以强行阻隔。但以邻为壑，极可能变成其“致命伤”：因为贸易保护主义是损人不利己，只会制造更多矛盾，损害多方利益。阻挠鸿海竞购东芝闪存业务，就看似保护，暗则对当事企业和长期地方利益的伤害。

　　而减少类似贸易壁垒，实现互联互通和禀赋互补，让所有参与国实现红利共享，也正是“一带一路”峰会的意义指向。

　　正如李克强总理说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以邻为壑，是死胡同，营造开放自由公平的贸易环境才是走向经济复苏之路”，“全球化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是一体的、不可分的。关起门来以邻为壑，解决不了问题”。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合作互助才能共赢。

　　也因为自由贸易契合多方利益，世界三大经济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之前都在倡导贸易自由化。就在最近，中日举行双边金融会谈（也是两年来首次就金融议题进行对话）时，还一致决定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为东亚经济发展助力。而搞并购“保护”，显然与之相违。

　　本质上，自由贸易不是问题，而是问题的解决方案。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问题不在于自由贸易本身，而在歧视性措施和壁垒造成的失衡。在此情境下，抱着贸易保护主义不放，是饮鸩止渴。隔绝别人，其实也是在孤立自己。向贸易自由化要共赢，实现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这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的内蕴价值，也是全球化问题的解决之道。（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