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评论员：近日，北京市朝阳区公布了2022 年公考拟录用人员名单，从这些拟录人员毕业院校来看，大多是知名高校，其中不乏海内外顶尖高校，从学历构成看95% 以上都是硕士和博士，本科生反而是凤毛麟角。

　　有媒体注意到，此次公考最“卷”的岗位居然是城管——外交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两名硕士考取了朝外街道的“城管队员”，曼彻斯特大学的一名硕士考取了崔各庄地区的“城管监察岗”，酒仙桥街道的“城市管理执法岗”更厉害，直接拟录取一名北京大学的博士。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单从个人角度而言，职业选择是每个人的自由，外界无权作出过多的评判。多年前就有北大毕业生选择去卖猪肉、清华毕业生选择当保安，当下我们更能尊重多元的职业选择，这也是社会更包容、市场更细分的自然选择。

　　城管，作为治理和维护城市管理秩序的执法者，每天奔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维护市容秩序、查处乱搭乱建、清理卫生死角，对促进城市畅通有序、良性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既往印象中，城管队伍素质参差不齐，部分人执法简单粗暴，在管理过程中常引发公共冲突也是不争的事实。尽管目前，关于城管的相关深度改革已经进入议事日程，但至少从社会美誉度来看仍有待提高。更多高学历人才的加入，无疑有助于这种改革的推进，对整体行业的提升大有裨益。

　　北京朝阳公布公考拟录用名单又一次引发热议，或者说此类学历与职位未能实现“最佳配置”一次又一次引发热议，足见各方对此并未达成一致。有人认为，无论是曼彻斯特大学硕士、北大博士，都属于高学历人才，应该在更重要的岗位上发挥作用，这样的职位“低配”就是一种内卷。也有人认为，在当下就业环境中，有编制、有户口就是上上之选，换句话说，安全感是最重要的。

　　那么在这些争论背后，真正值得警惕的问题在哪里呢？在一个社会中，年轻人特别是毕业于一流院校的高学历人才的职业选择，常常预示着一个行业的发展前景。与前几年相比，中国年轻人就业偏好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制造业及科技服务业的情形有所变化；疫情后，高校毕业生倾向于更稳定的工作。从清华大学发布的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我们也能看出，清华学子进入体制内的比例明显增加，去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占比分别为15.8%、30.3%、23.8%，合计占比为69.9%。无论是考公热还是考编热，都是这样一种偏好最直观的体现。

　　体制内的工作，常常给人带来打不破饭碗的安全感。但当一个社会中最优秀的高学历人才都将安全感作为职业选择首先考虑的因素，满足于工作稳定、缴纳五险一金，不用面对“996”“007”，也无需担心失业，那么一个社会的活力与冲劲又能体现在哪里，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与创造力又要靠什么来支撑？

　　进一步说，这样的现象也冲击了社会对于“教育改变命运”的期待与预期。在以往，考上名校、获取高学历、有留学背景，意味着能够开阔眼界，充分地施展自身才华，实现阶层流动，获得更高社会认同，同时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作出更多社会贡献。而过度追求安全感的职业选择，无疑会使人们产生读书到底有没有用的怀疑。虽然个人的选择值得尊重，但当越来越多的人都持有相同的就业偏好并成为一种社会潮流，我们不禁要探究引导人力资本流向的价值评价体系是否需要更进一步的调整。

　　毛姆在《月亮与六个便士》中曾有过一段精彩的描写，“我承认这种生活的社会价值，我也看到了它井然有序的幸福，但是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渴望一种更狂放不羁的旅途，这种安详宁静的快乐好像有一种让我惊惧不安的东西。”这是一个对社会有特殊观察的智者之言，愿它能助年轻人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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