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车牌号回归数字识别本意
一块铁皮,非要在数字排列上分出“三六九等”出来,还裹挟着权力长袖善舞的诸般魅影,实在与公共治理现代化的方向背道而驰。车牌号既然迟早启用统一系统,监管好这个系统,让特权与特牌成为翻页的历史,车在路上,莫名的戾气也许会少一些。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近日,公安部部署启动机动车牌管理改革程序,推广应用全国统一选号系统和号牌生产管理系统,优化管理服务,健全监管制度。保证号牌发放更加阳光透明、更加便民高效,不断提升广大车主切身感受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5月31日中国青年网)
车有贵贱,牌有高低——前者的价格摆在明处,后者的猫腻藏在江湖。行走在路权平等的大道上,不同车牌号之间也隐喻着身份与阶层的“暗语”。有人狂傲自矜,有人戳脊梁骨。车牌上缭绕着裹脚味儿的数字迷信,也寄寓着权钱能耐的不尽联想。
因为“好车牌”是稀缺资源,寻租与自肥的故事从未禁绝过。2015年,媒体曾报道称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为不少人在办“京A”车牌等事宜上提供帮助,索取、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价值2390余万元。同年,媒体还曝光了上海车牌大案,“内鬼车牌”高达5000张,前后长达十年……车牌、尤其是“好车牌”可以体制外流通,在若干年前几乎是路人皆知的明规则。栽倒在车牌配置上的人与事,恐怕虚耗了纪检部门不少资源。
车牌号本来只是一个交通管理识别符号,并无特别的附加意义,但在流俗炒作之下、权钱勾兑之间,立马成为含义隽永的VIP。这里其实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公务用车的“O号”偏好。二是权贵阶层的数字迷信。说到底,无非是特权之彰显。这些年来,不少地方部门已经在车改洪流中主动“泯然与众”。比如早在2014年,武汉市公安局公务用车“鄂O”号牌就启动了更换工作,公安专段号牌的公务用车换发“鄂A”普通号牌,并被纳入公务车管理。类似这样的变革,颇受好评。
不过,“好车牌”究竟该不该单独拎出来拍卖、又或者车牌资源该不该区别对待,这些问题历来臧否有之。但不管怎么说,置于公平合理的制度框架内依法配置,这是规则的底线。根据公安部新规,机动车牌管理改革将实现“三个统一”:统一号牌号码发放,号码资源全部通过计算机系统公开向社会发放,号牌发放方式全国统一。此外,统一号池维护管理,统一号码资源监管。既然“号码资源全部公开向社会发放”,起码给公众两重期待:一是普通市民机选“好车牌”的概率真正平权;二是彻底杜绝了“好车牌”暗箱操作的牟利空间。果真如此,车牌号上变味的价值情结可能就雨打风吹去,而车牌号也真正归位于最初的数字化管理之本位。
一块铁皮,非要在数字排列上分出“三六九等”出来,还裹挟着权力长袖善舞的诸般魅影,实在与公共治理现代化的方向背道而驰。车牌号既然迟早启用统一系统,监管好这个系统,让特权与特牌成为翻页的历史,车在路上,莫名的戾气也许会少一些。(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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