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永杰

　　西方的科幻片里总会有一个“科学狂人”，他们自私偏执，为了利益或者名气，不惜用科学毁灭所有美好事物。过去很长时间，西方社会都是科技进步的引领者，但吊诡的是，西方社会却一直弥漫着对科技的恐惧思潮，比如，他们会相信推广疫苗是为了清除人口，5G基站会实施监控。

　　就像网络梗往往反映的是社会心态，对科学的非理性抗拒，其实也是社会现实的某种映射。对于大众来说，科学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技术，是未知的、拥有强大力量的，更重要的是，它不在大众的掌握之下。对这样的事物产生警惕和恐惧，是人之常情。

　　最近西方科技圈又掀起了一股对AI“末日恐惧”般的焦虑。

　　一位曾在两家头部AI公司任职的工程师写下一篇辞职帖，明确表示“两家公司正在直奔能够自我迭代的超级智能，拿我们的生命赌博”。一些AI公司的高管呼吁，AI发展速度过快，要为安全留出空间，马斯克对此也表态支持。甚至25名获得菲尔兹奖的数学家联合发表声明，认为AI公司把求得数学问题的答案作为模型能力的基准，这是“严重错位”。而特朗普和黄仁勋等人则认为，不能因为缺乏科学依据的预测就停止一个产业。

　　AI到底会不会作恶，现在谁也不能给出一个斩钉截铁的答案，但我们也看到，人类曾发明过无数技术，虽然它们都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异化”，但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一种技术给人类带来“末日”。其实如果我们稍微反躬自省，就不得不承认，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从来不是技术，而是人类自己。

　　正如那位工程师的辞职帖中所说的，拿我们生命“赌博”的是那两家公司，超级智能是由他们执意研发的。把获得答案当作目标，忽视人在破解数学难题过程中的求索，也是那些AI开发者所为。一些AI模型在实验中确实出现了“自主越狱”，甚至是攻击性行为，但退一步讲，把握研发方向的、决定要不要推广这些失控AI的，不还是那些手握技术的人吗？

　　如果人类存心要彼此攻击，哪怕一根树枝也会是致命武器。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现象，同样是AI科技高速发展，中国社会对此就要乐观得多。之所以出现两种不同态度，根源仍在于社会治理。

　　AI技术的发展要靠资本驱动，西方一批高科技公司通过金融手段聚拢起巨额财富，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广泛调动社会资源。在美国制度之下，政府是资本集团的代言人，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资助候选人、政策游说等等方式左右国家决策，使产业政策符合自身要求，他们掌握了技术，也将最终决定技术。

　　西方社会，人们已经形成一种心理预期，当一部分人掌握了“超能力”，很可能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甚至失控地利用技术，没有人能真正制约他们。而我们这里的共识则是，无论什么力量一旦影响到社会的根本福祉，就一定会被纠正，或许这才是AI焦虑西热东冷的深层原因。

　　我们无法轻率地说这种焦虑是杞人忧天，科技也不会因此停止脚步，与其空泛地争论，其实更应该想清楚这样一个问题，AI作为一种“利器”，人类社会是否拥有驾驭它的能力，或者说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否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相匹配。“文明应该掌握在文明人手里”，有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强有力的国家在场，科技才会造福，而不是沦为拿人类命运赌博者的筹码。（于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