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　玙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有色金属消费国，铜、铝、锂、钴等战略性矿产对外依存度长期处于高位，部分品种突破70%。扩大海外矿产进口，可以补充原料供给，却难以掌握发展主动权。在地缘博弈加剧、资源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提升国内资源保障能力，已成为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现实课题。

　　就在地下原生矿产供给约束不断加大的同时，一座规模庞大的“富矿”正在城市中持续积聚。废旧手机、淘汰电脑、报废机动车、老旧家电，这些散落在城市的废弃物资，富集着不少有价金属。一吨废线路板含铜量远超普通原生铜矿，废旧手机中藏着不少贵金属。垃圾与资源之间，只差一个高效开发利用的转化路径。

　　近期印发的《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把提升再生资源利用水平、挖掘城市矿产潜力摆在突出位置。

　　不少发达经济体也在布局：德国修订法律促进家电、旧汽车、电池、饮料包装等回收利用，丹麦“工业共生体系”下实现废气废料再利用、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日本提出要强化金属等资源从原材料到产品、废弃物的循环体系。

　　我国具备开发城市矿产得天独厚的规模基础。每年淘汰手机数以亿计，报废汽车突破千万辆，废旧家电产生量位居全球前列。据测算，每回收利用1万吨废铜，相当于减少开采约100万吨铜矿石；每利用1万吨再生铝，可节省约3万吨标准煤。开发城市矿产，一方面可以减少对境外矿产原料的依赖，缓解部分原材料对外依存度偏高的压力；另一方面能够降低矿山开采、冶炼环节带来的生态扰动，兼顾资源保供与降碳减排双重效益。

　　但潜力可观不等于供给可得。当前城市矿产开发仍面临不少现实掣肘，制约着资源潜力充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原料增量。

　　比如，前端回收环节经营主体分散，小散回收网点占比偏高，分类归集水平参差不齐，混收混拆现象时有发生，直接影响再生原料的品质稳定性；中端加工环节，部分企业依旧停留在粗加工拆解层面，重加工规模、轻精深利用，产出产品多为初级粗料，难以适配高端制造的用料标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标准与市场衔接不足，碳足迹核算口径尚未完全统一，再生材料的绿色低碳价值缺少权威认定标尺，下游市场对再生原料仍存有刻板印象，优质再生产品难以获得市场认可。种种堵点之下，大量可循环资源没有充分释放供给效能。

　　将沉睡的城市矿产转化为有效资源增量，核心在于构建回收、分选、加工、应用贯通的完整产业闭环，把分散的废旧物资转化为稳定可靠的工业原料。首先要夯实回收利用体系，规范前端回收流转秩序，引导行业主体向规模化、规范化转型，提升废旧物资分选归集水平，在源头稳住再生原料品质；其次要推动加工环节提质升级，引导企业摒弃粗放拆解模式，加大工艺提升力度，强化精深加工能力，产出更多适配装备制造、新能源产业的高品质再生金属产品；再次要加快完善标准溯源体系，推动低碳标识互认，让再生材料的资源价值、降碳价值可核验、可比对。同时，用好需求端牵引作用，在汽车、家电、建筑等重点领域完善绿色采购导向，破除对再生材料的认知偏见，为优质再生原料打开下游应用空间。

　　地下矿山开采终有上限，城市矿产却能够循环再生。原生矿山与城市矿产互为补充、协同发力，才能进一步夯实我国原材料供给底盘，既为有色金属产业绿色转型注入动力，也为维护国家资源安全筑牢坚实屏障。（陶　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