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康尼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的一组数据引人注目：依法撤销997名不适格父母监护人资格，同比增长66.7%。什么样的父母算“不适格父母”？全社会应为被“不适格父母”伤害的未成年人做些什么？近日，半月谈追踪报道了“不适格父母”背后的焦点问题，引发社会关注。

　　“开除父母”，这一做法乍听似乎有些反常识。毕竟，父母与未成年子女有着天然的血缘和情感联结，很难想象如何通过法律的途径，完全切断这层联系。但事实上，依法撤销不适格父母的监护人资格，并不等同于切断亲子关系，更不等于免除父母的养育义务，而是旨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使其避免身心受损、受教育权被剥夺等危困状态。

　　现实中，的确有些父母呈现出不适格的养育状态：有的生而不养，遗弃自己的亲生骨肉；有的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对孩子的成长过程漠不关心，比如拒绝让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导致孩子的发展关键期白白被耽误；还有的动辄拳脚相向，长期殴打、虐待未成年子女。显然，这些不合格的父母根本无法有效承担监护人职责，若是任由他们以暴力、不闻不问等错误的方式对待子女，必然严重危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依法“开除父母”，意味着国家对“不适格父母”的认定与处置进入法律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治的进步，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处于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中，免于被遗弃、被虐待的痛苦经历。就具体实践而言，撤销不适格父母的监护人资格，也便于社会救助介入和推进，及时校正不良、畸形的监护方式。

　　例如，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就曾发布一起案例：2021年3月，吉林省梅河口市一女子将亲生女婴遗弃在露天垃圾箱内，后来该女婴被当地儿童福利院抚养。该女子因犯遗弃罪被判刑，却仍不履行抚养义务，其近亲属亦无抚养意愿。当地儿童福利院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并请求担任女婴的监护人。

　　当然，撤销“不适格父母”监护权，在后续落实中可能还有不少难点。如“不适格”父母的发现和识别方面，由于家庭空间较为密闭，再加上“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以及未成年人不敢说、不会求助等因素的影响，诸如精神虐待、不闻不问等隐蔽侵害难以被识别，外力介入容易受阻。而且，目前对长期监护缺失、精神虐待忽视等行为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难以对民法典中关于“严重损害”“危困状态”等进行量化。未来，仍需进一步细化对人身侵害、因果关系判定的认定规范。

　　“开除父母”并非处理问题的终点，在父母监护权被撤销后，如何做好未成年人的长期安置和身心康复工作，也是亟需正视的难题。正如有专家指出，福利机构可能无法覆盖未成年人成长的所有需求。如果新监护人无法妥善抚养孩子、在抚养费执行情况中存在问题，未成年人就很容易陷入“二次困境”。因此，如何使新旧监护人之间平稳过渡，以减少孩子的不适感；如何在尊重隐私的前提下，实现对新监护人真实抚养情况的追踪和必要干预，确保救助安置安全稳妥，都值得认真思考。

　　依法“开除”不适格父母，是从法治层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它推动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未成年人保护不是“家事”，更是一种关乎底线的公共责任。让法律的阳光进一步照进那些长期被暴力、遗弃和漠视笼罩的角落，让那些遭受“不适格”对待的未成年人被看见、被救助，才能更好地呵护未成年人，为他们提供真正温暖、安稳的成长空间。（李康尼）